浅谈程颐、程颢的仁学观及社会贡献

摘要： 程颐、程颢的仁学观，二程对儒家学说发展、传播的贡献，二程理学思想在宋代、当代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二程的仁学观  对儒学发展传播的贡献  宋代及当代的社会价值

正文；

从汉末直到隋唐时期,由于皇家的尊崇提倡，佛家、道家学说盛行，寺庙道观四处皆是，遍布城乡。皇帝都求神拜佛、求仙学道，使得求神拜佛、求仙学道成为时尚，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和精神寄托。而当时的学者对于儒学的解释又多以训诂为主，有的解说甚至诡谲难解，更使儒家学说被世人接受、了解甚少，逐渐衰弱，造成"圣人之道不行,圣人之学不传"的状况。至唐朝末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朝代频繁更替,长期战乱，社会分裂，更使得人们的伦理观念被破坏,道德沦丧,精神迷失。儒学则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家的挑战。

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了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改变了施政重心，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剥夺武将兵权。与此同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教化百姓,重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赵匡胤重用文人，兴办儒学，树立儒学为尊的思想，力求推广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程朱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一、立志传播儒家之道，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出生于公元1033年的程颐与兄长程颢，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同学于当时著名学者、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他们认为治理社会须用儒家思想。在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十八岁的程颐就上书朝廷，指出社会危机，拿出拯救时世的方案，说：“救之当以王道。”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二十四岁的程颐在京师太学读书，主管太学的胡瑗曾经出了《颜子所好何学论》的题，程颐在答卷中写道："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文章中程颐说学习必须要先在心里明白，自己要有什么样的修养，知道有什么样的修养，成为什么样的人，知道要养成优良的道德品性以后，就要尽力地学习，要诚心、身体力行地去做，达到很高的自身修养，成为圣人。 胡瑗很赏识这篇文章，授予程颐"处士。”程颐二十多岁就在京师（今河南开封）开始收学生，教授儒学。

程颢立志传播儒家之道。说“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第638页）；还说，"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意思是孟子死去后儒家经典就没有得到传播，他要将没有得到传播的儒家经典传播开来，将经典中的道理传给百姓，使百姓觉醒，让儒家思想兴盛起来，将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程颢退休回乡，和程颐住在一起，在嵩阳“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两人天天读书劝人学习。元丰五年，文彦博将自己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的庄园赠给程颐、程颢，修建了伊皋书院，程颐在这里讲学几乎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学生甚众，形成了“洛学”的学派。

福建将东县的进士杨时,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程颢门下，程颢死后又到程颐的洛阳伊川书院求学。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很高,但仍然谦虚谨慎,尊师敬友。一天,杨时和同学游酢向程颐问学问,程颐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叫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大,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冻得受不了,几次想叫醒老师，杨时都不同意，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发现杨时和游酢站在门外，已经成了两个雪人,程颐深受感动,更尽心尽力教他们。杨时学到了老师的学问，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这个“程门立雪”典故，可见到当时“洛学”之盛。程颐、程颢著书立言，创立了理学，名重天下，使得儒家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程为儒家思想的发展、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将对儒学的解释以训诂为主转向了义理学，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孔孟的“仁学”思想

"仁"作为儒家思想主题,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颐、程颢通过有自我见解的解读，将儒家学说从训诂学转向了义理学，将孔子、孟子儒学中的“仁爱”思想,赋予宇宙和道德两重意义,使宇宙本体和儒家伦理道德贯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的“仁学”思想，创立了“天理”学说。

二程主张“理”即是“道”，程颢说：“理便是天道也”（《遗书》），又说：“理无形也”、“无形为道”（《粹言》），“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粹言》），所以人们也把理学称之为“道学”，他们的“理”和“道”是同样的意义。   

程颐、程颢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认为“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天理”是社会道德原则及等级制度的总称；同时“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进行了表达。我国上古哲学中“天”，他们用“理”来代替，程颐、程颢以“理”作为学说的基点，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把天理和理论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现在的社会秩序是天理所规定的，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程颐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说儒家的“仁”还只是仁在“用”，在实用中的表现，他们所说的“仁”才是仁的“体”，即仁的根本。程颐的理论对孔子的“仁”学有了新的发展。

程颐、程颢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污染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瑕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人性中的善是其“天理”的自然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理、无节制的欲望，即“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说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有浊气和恶性就是人有不合理的欲望。人的欲望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说“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导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要保持人性的本真，人性的善良，克己复礼，以“天理”论发展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让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之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使这一伦理道德化的“天理”、“天道”，取代了先秦时期儒家初始，没有理论化的“天命观”和人格论，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孔孟的“仁学”思想，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创造的理学，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程颢、程颐经学思想以“经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提出“天理论”的哲学命题，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

三、重视德育教育，培养大批有圣人之心的理学人才

程颐、程颢特别重视德育的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程颢提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圣人。要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道德伦常。程颐说“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程颐说，“颜子所独好学者，何学也？学以圣人之道也！”指出颜子一生追求学习的，是达到圣人的道德和境界。他对圣人的道德境界定义是：“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五行之秀即“仁、义、礼、智、信”。做到了“五行”，就进入了圣人的境界。五行中，“中正而诚，则圣矣”《颜子所好何学论》。他又说：圣人是可学而知之的，圣人之道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程颐、程颢认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以仁爱、诚信之心对待天下人，因此使得老人安心，朋友之间信任，关怀少年儿童。同时认为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圣人之心可以包容天地，包涵容载所有的一切，但是君、臣、父、朋友，人与人之间，相处必须有道，要讲伦理道德。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去人欲，存天理”，“故颜子所好，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气禀”论。

他们以上所强调的一切，都是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志向，培养出有圣人仁爱之心的学生，加强德育的教育，以此为重。在教学内容上，程颢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宋史》称二程“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新党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向皇帝推荐程颐，推荐书中说，河南隐逸之士程颐程颢，博学好古，安于贫贱，恪守节操，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希望朝廷让他出来做官，委以重任。程颐次年应诏入京，为崇政殿说书，就是教皇帝读。程颢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做监察官。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这些建议，都是儒家学者宣扬“圣王之道”的表现。监察御史的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纠察百官，规劝皇帝都是难事，尤其规劝皇帝更难。很多监察御史碍于情面，担心上方官僚打击，大多走过场，不过多批评深究。程颐、程颢却比较执拗较真，程颐常以诲人不倦的态度，直言数落宋神宗，经常在给皇帝讲书的同时，借题发挥，议论褒贬，议论时政，无所顾忌。程颢也如此，一天，程颢正不厌其烦地给皇帝讲，讲到午饭时间都过了，还在絮叨述说，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说。侍从对程颐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说你不知道皇帝还没吃午饭吗？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由于程颐敢于直言，得罪了一些人，新党不满不容，程颐只好上书要求辞职回乡，回到洛阳讲学。此后程颐又复官，并又于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新党上台，又被贬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在弟子、涪陵人谯定的帮助下，程颐又在涪陵北岩讲学。黄庭坚在北岩多次和他探讨学问，并为他的讲学堂题名“钩深堂”。程颐、程颢终生守住清贫，不畏艰难，不畏打击，倾力培养有仁爱之心，有德的学生，包括皇帝。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特别是程颐，七十五岁才去世，直至暮年都还在教学，有生之年都在传播儒家之道，追随程颐学习的弟子很多，他们培养出了大批理学人才，其中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口、尹焞、张绎等人。而杨时和谢良佐最出色，对洛学、对二程学说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创造性的发展了学习方法论，为后人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教学经验

学习中，程颐、程颢强调，“格物致知明本末”，要明了事物的本末，必须致知、格物、穷理。“致知则智识当自渐明”，致知乃在穷理，即要探究、尽知道天理。致知的办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内感于物而识其理。“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心”。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在“内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这点上，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程颢的理学思路，发展为后来的心学。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

在学习具体方法上，程颢提出要有端正的学习态度。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涵养德行需要用恭敬的态度，没事的时候要用敬将心存养在这里，提高警觉，不使放肆。要使学问有所进境就要致知穷理，而涵养与致知不可偏废理。《近思录》

他们还指出要注重读书方法，强调读书要明白其中的主题、“义理”，而不能只看只言片语。他们说读书以期“讲明义理”，“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此乃“学者之大患”。要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而且他们主张读书要思考，说“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或曰：“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

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定性”的理论。“定性”就是“定心”，要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定性”的思想是对孟子“不动心”的理念的发挥。

二程的教法思想同其理学思想一样，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为后人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教学经验。

五、二程理学思想的社会价值

美国社会学老教授莫里.施瓦茨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没有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相爱，或者死亡。”世界、人类需要爱，人类是在互帮互助中生存、发展起来的，没有爱，人类的繁衍、生产、生活都无法进行，只有爱的濡养，生命才会生机勃勃，没有爱，生命就会枯萎。梵高说，爱之花盛开的地方，生命便欣欣向荣。唐代末年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人民灾难深重，苦不堪言。宋朝建立后，程颢、程颐思考如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程颢、程颐认为，要匡时救世必须用儒家思想，施仁政，行王道，君臣百姓都要遵从儒家的理念，这样才能使社会风清气正，继而社会太平，避免掠夺纷争。他们终生从事儒家思想的教学，身体力行广泛传播儒家的仁爱思想，对纠正长期战争以来，打杀抢掠、人性恶的一面大量暴露的社会现象，形成友爱和谐的气氛，使社会的风气向好的方面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俩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他们的教育方法和经验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程朱理学 以“仁”为基础的学说的合理价值，受到了后世历代王朝的尊崇，在元朝被定为官学，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以致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近千年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曾在程颢、程颐讲过学的河南，设嵩阳书院、伊川书院，全国其他地方也有纪念他们的书院，将他们的学说传播给后代。

程颢、程颐的治国理政之道和义利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他们的“中、正、诚、敬、恕”、“公、德、仁、顺”的立身处世原则、治世思想，他们的一些格言如“天理良心、诚心诚意、天理难容”等，已融入人们的骨髓，大量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作为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在今天仍然有着正能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二程，多次引用他们的话，2013年8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二程集》中的“不日新者必日退”，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二程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2014年1月，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引用《二程集》中的“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说明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二程认为，治国之本在于使君主及庶民均能“识仁”“复天理”，最终能够“明道”。二程认为“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乃是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需要，谓之“天职”。“若致些私吝心在”，则“天职”便转化为“人欲”。“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急，则侵夺而致仇怨”。程颐指出，“人欲”的实质是“私利”，乃是天下纷争的根源。而“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因此要“识仁”，既“识得此理”，还要“以诚敬存之”，学会节制一己之私利的“人欲”。程颐认为要堵塞动乱之源，唯有运用教育使人“复天理”“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只要大家进行“格物穷理”和“存心养性”，追求内在的自我超越、道德完善，皆能达到圣人、仁人之境界，从而实现治国安邦的终极目标。二程重视道德规范和修养，以天理节制人欲，以道心统帅人心。而官员更要节制私欲，以公心使用手中权力，国家公器。

如今，全国一心，为实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奋斗着，要实现这一百年梦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一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主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他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精神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仁爱，大同世界，环球共此凉热，实现大同就是要全世界人民互相友爱，凉热与共。而程颢、程颐的的理学思想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在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他们理论中真理的光辉，也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

注解

1、“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让年老的安心，让朋信任我，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出自春秋·孔子及其弟子《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六》

2、"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君子明确了自己的学习方向,自然就会努力实行。

3、格物致知： 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4、“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涵养德行需要用敬礼，没事的时候需要用敬将心存养在这里，提高警觉，不使放肆。要使得学问有所进境就要致知穷理。涵养与致知不可偏废理。《近思录》

参考书目：

1、程颢　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

2、《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

3、《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

4、《遗书》卷12

5、《程颢程颐的道统思想》蔡方鹿   

6、《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兵学思想述论》  刘大铭

7、《二程粹言》

作者简介  

贺正义 ，女，四川师大中文系本科，四川省绵阳市广播电视台正教授级编辑，绵阳市委统战部《情缘两岸》杂志主编、四川省老年诗研会副会长、绵阳市老年大学教授。出版长篇小说《呼啸的灵魂》《绿叶无悔》《乱世红妓陈圆圆》《金陵艳》《中国古代诗词文选读》。发表诗文1000余篇， 编辑发表文稿二千多万字。2部作品在喜马拉雅播出。20多次获省市级表彰的优秀编辑等。入选《中华人物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界名人录》等辞典。

5.12大地震刚发生时，已经到安全地带的贺正义和另外几人冒着生命危险冲上绵阳协和医院四楼，将病人转移下楼。接着在余震不断，山石滚落时，又五进北川救人、为解放军送给养、为灾民送药。